治白癜风最佳医院选择 https://m.39.net/baidianfeng/a_13358721.html每次读《傅斯年传》时，总被他惜才的行为所感动，而他对学生的爱，更是发至肺腑，感人至深。
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时，回家对妻子俞大綵说，他看到一篇好文章，于是约作者面谈，果然文采非凡。
但该学生家境贫寒，深度近视，问他为何不戴眼镜，该生默然不答。
傅斯年因病去世后不久，卫生署有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，告诉俞说，是傅斯年托他在香港专门为该学生配制的。
俞大綵接过眼镜，泪湿衣襟。
他早年去台湾，是被我们遗漏的教育家。他对台湾大学的发展贡献极大。
我们对他的印象，不应只停留在《觉醒年代》中的一个“胖子”。
傅家世居山东聊城，是鲁西名门望族。
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，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；
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，清末重臣李鸿章、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；
祖父傅淦少负才名，博通经史，能诗善画，精通医理，且长于武技。傅淦好交游，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。
彼时王五是一名镖师，使双钩，与傅淦多次比武，悉败在傅手下，遂拜傅为师。傅淦劝其改用大刀，遂人称大刀王五。
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(即校长)。
傅斯年与傅斯严
傅斯年九岁丧父，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大。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。
傅斯年13岁时，父亲的学生、刑部主事侯延块回乡看望老师时，得知老师已去世，在老师坟前发誓一定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。
因为侯延块年轻时家境贫寒，只能辍学去当学徒。
傅旭安见其手不释卷，对他分外欣赏，将其带到龙山书院读书，日后得中进士侯为报师恩，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读书。
多年后，傅斯年无限感激地说:“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。”他常去看望定居济南的侯延块，并寄钱接济，奉养终老。
傅斯年自幼聪颖，过目不忘，熟读儒学经典，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，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。
由此，他被称为“黄河流域第一才子”、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“傅圣人”。
年少时，傅斯年文采斐然，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，便时常请他捉刀，酬谢是一个烧饼。
傅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，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。
但先生却识得傅的文风，便开玩笑地对他说:“傅老大(傅斯年排行老大)，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？”
傅斯年听罢窘迫不堪。
傅斯年读书十分用功，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，随时向师长请教，有时找不到纸，便写在手上、胳膊乃至大腿、肚皮上。
夏天一出汗，弄得浑身都是墨迹。
在北大上学时，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“孔子以后的第一人”。
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，同学和他打招呼，总是爱理不理；和他谈话，说不到几句，便回头去背书了。
罗家伦回忆，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。
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，但讲授《文心雕龙》时却错误百出。
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，傅用一夜时间看完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，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。
蔡元培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，怕是教授们相互，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。
学生们觉得由傅斯年一人承担责任太重，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，然后背熟。
蔡元培考问时，学生应答如流。考问完毕，蔡元培一声不响，学生们也一声不响，一一鞠躬鱼贯退出。
不久后，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《文心雕龙》了。
民国五年()六月，傅斯年在北大的毕业考试成绩如下：
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、心理94分、英文作文94分、论理96分、英文古文98分、法学通论80分、英文文学98分、德文文法读本97分、文章学99分、地理分、历史99分、文字学85分、伦理95分、拉丁文70分、操行、旷课扣分减3分。总计分，总平均92.6分，实得94.6的高分。
年秋，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，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，不料有当权者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出国留学，找了一个借口，拒绝录取，说:“他是激烈分子，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。”
当时在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，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:“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，都不让他留学，还办什么教育！”
此后一批官员也出面为傅出头，他才最终获得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的资格。
年，傅斯年回国，赴中山大学任教。
据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:“孟真师（傅斯年字孟真）博学多才，开的课很多……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《尚书》等五门课……《尚书》除《盘庚》《康诰》等二三篇外，其余他都可背诵。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，并没有《尚书》在手里……
孟真师上堂不带书，只带几支粉笔，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，滔滔不绝地讲，讲得很快，无法笔记。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，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。”
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：
“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，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，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，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，
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，
那副形容，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，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。
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，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，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，
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。”
何兹全，曾师从傅斯年、陈寅恪
何兹全说:“老一代的学者，学问根基都很扎实，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。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，要找出出处，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，背了半天，不在这篇又背另篇。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。”
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，看到学生陈槃写的一篇文章后，对陈槃颇为欣赏，后来陈槃被同乡告发为G党而被捕。
傅斯年得知后，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，使陈免遭皮肉之苦，同时多方活动，将陈营救出来。
拿钱之事，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，直到傅斯年去世后，陈槃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。
年，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，同年于广州成立，傅斯年任所长。
“史语所”人事独立，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，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，傅也不放在眼中。
蔡元培曾向傅斯年推荐过王君瑞、钟凤年、蔡哲夫、薛砺若、毛汶等人，均被傅斯年拒之门外。
傅斯年脾气暴躁，“史语所”的人私下里称他为“傅老虎”。
陶孟和
一次，陶孟和到“史语所”办事，感到气氛怪异，便对董作宾说：
“胖猫(指傅斯年)回来了。山上淘气的小耗子，这几天敛迹了。”
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，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“史语所”工作，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，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。
有一次，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。
次日，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，唯独不让此君出门，并对他说:“你昨天已经晒够了。”
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。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，傅先生一进来就静下来。
他也很愿意和大家聊聊，可是一般情况是：一会儿溜一个，一会儿又溜一个。
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，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。
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，停在那里不走了。
等了好久，对局者才敢催一句："傅先生，该您走了。”
“噢，噢！”下一步，又停了。
陈雪屏回忆，“史语所”在李庄时，有一位年轻人也住在李庄，他想见傅斯年却又不敢。
一日，他正好遇上傅出门，便迎上去打招呼，说自己是某大学的毕业生，想进“史语所”工作，但苦于无人介绍。
和他谈过后，觉得这位年轻人资质不错，便聘用了他。
傅斯年嗜好藏书，平日之积蓄，全部用于买书。
在李庄时，大家生活困难，傅斯年便卖书换粮，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，还周济朋友。
“史语所”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、南宋增补的《史记》，由那廉君保管。
傅斯年喜欢这部书，常常借阅，傅阅读时，那廉君便守在旁边，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。
一次，傅又阅读此书，正值酷暑，傅便开着吊扇降温。
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，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，那廉君见状，慌忙关上电扇。
傅斯年体胖，热得汗流浃背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，书库禁止吸烟，傅有时忘了，进去时还吸着雪茄，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，他便连说:“糟糕、糟糕！”
——年，傅斯年排除阻力，组织“史语所”专家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做了15次大规模的发掘，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，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邓广铭曾感慨:“可以说，中国没有个傅孟真，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股墟发掘；
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，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。
要知道，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，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；
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，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。
傅先生很有办法，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，像董作宾、郭宝钧、尹达、石璋如，还有一些都是河南人，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。
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、器物运走，傅先生便多方设法，和南京政府交涉，和交通部交涉。
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，当晚就运出河南境。”
李济也回忆:“最初我们到安阳发掘之时，地方政府认为我们是挖河南的宝贝，中央把河南的宝贝给抢走了，河南省政府有一群人，并不是所有的人。
就反对我们发掘，而自行组织一队也在安阳发掘，于是在安阳就有两队考古队伍，一是奉中央研究院之命，一是奉河南省政府之命，这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不能工作，停了工。
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，一待待了三个月，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：你瞧，我为你们到安阳，我的鼻子都碰坏了！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。”
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，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，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。
抗战时期，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，偶尔晚上闲来无事，便与司机或工友下下象棋，但更多的时间仍是读书。
早年，傅斯年对医学亦有所涉猎，抗战期间，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，惊讶地对人说:“傅先生的医学知识，比我丰富得多。”
傅斯年主持台大时，曾与教员讨论大一数学课程，会后，工学院院长彭九生惊讶地对人说:“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。”
在老蒋全线溃败之际，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。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，傅勉强表示从命，“跳这一个火坑”。
年元旦之夜，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。面对时局，师徒二人置酒对饮，相视凄然，潸然泪下。
年1月20日，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。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题字。
傅斯年挥毫写下了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的短幅相赠。
众人顿生凄怆之感，但想不到竟一语成谶。
次年夏，傅斯年患胆结石住院手术，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，但台大事务繁多，他根本无法休养。
朱家骅回忆道:“在他(傅斯年)去世的前几天，闲谈之中，他忽然对我说:你把我害苦了，台大的事真是多，我吃不消，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。”
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，才出此苦语。不想数日之后，便成谶言。”
去世前半年，傅斯年经常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席上说:“大学的事太麻烦了真是要命。”
傅也常对陈诚戏言道:“我为台大，已心力俱瘁，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。”
何曾想，这台大校长的职位真的要了他的命。
傅斯年让台大农学院园艺学系拟一个美化校园的计划，于是该系拟出一个“五年计划”，傅斯年看后半开玩笑地说:“五年？未免太长，我实在等不及！”
俞大深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：
“他去世的前夕，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。
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。我坐在对面，缝补他的破袜。
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，我催他早些休息，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，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，想急于拿到稿费，做一条棉裤。
他又说:你不对我哭穷，我也深知你的困苦，稿费到手后，你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为我缝一条棉裤，我的腿怕冷，西装裤太薄，不足以御寒。我一阵心酸，欲哭无泪。
“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，这些书，还有存于史语所’一房间的书，我死后要留给儿子。
我要请董(作宾)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，上刻孟真遗子之书’。
“他长叹一声，接着说: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，十余年来，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，而我死后，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。
我对不起你们！’我一向不迷信，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?
“夜深了，窗外吹起一阵寒风，室内盆中的炭，已化成灰，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。”
那廉君回忆，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，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，曾向夫人提及，由于口袋羞涩，未能如愿。俞大綵对此，引为终生的遗憾。
年12月20日上午，傅斯年出席一场会议，然后又行色匆匆赶往另一个会场。
6时10分左右，傅斯年讲完话走下讲坛，在即将回到座位时，他高大的身体轰然倒下，昏倒在陈雪屏身上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医生迅速赶到现场，经诊断傅斯年是脑溢血。
此时，陈诚、何应钦、王世杰、程天放、罗家伦、朱家骅等政界要人，学术界人士李济、董作宾、毛子水萨孟武、英千里、劳翰等纷纷赶来。
蒋闻讯后，嘱咐陈诚，动员台湾所有名医，不惜代价抢救，并要求陈诚每半小时报告一次傅的病情。
夜里11时23分，傅斯年回光返照睁开了眼睛，大家都以为他转危为安。
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傅的脉搏，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，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，傅斯年就此与世长辞。
12月22日，傅斯年遗体大殓。
上千人前来吊唁，国民D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，陈诚哭得两眼红肿，王宠惠、蒋梦麟、罗家伦、王世杰、朱家骅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毛子水、钱穆等人，都前来送别傅斯年。
10时30分，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，上千人冒着细雨，踏着泥泞道路，跟随其后，哭声雨声混成一片。
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，上书:“校长，回头来瞧瞧我们！”望之令人心碎。
台湾记者于衡回忆说:“傅斯年先生逝世，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，所见到的最真诚、最感人的一幕。”
台湾某报纸的标题为:“天泪人泪，千万人同哭斯人。”
傅斯年去世后，台大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总统杰斐逊在校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，为傅斯年在校内植物园建造陵墓。
傅的墓室在罗马式纪念亭下，慕前立有无字碑，修有喷水池及兵工署捐赠的纪念钟，钟上铸有傅提出的“敦品励学，爱国爱人”八字校训。
年12月20日，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日之际台大为傅斯年举办了安葬仪式。
这日，由傅的同窗好友罗家伦前导，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，校长钱思亮主持，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。
自此，此处被命名为“傅园”，纪念钟被称为“傅钟”。
“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，因为傅斯年曾说:“一天只有21小时，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。”
有学者评价:“台大校史上，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，但在常规及制度的设立上，恐无人能出其右。”
在海峡对岸的陈寅恪辗转得知傅斯年的死讯后，悲从中来，于当年的12月赋诗悼念，诗云:“不生不死最堪伤，犹说扶馀海外王。同入兴亡烦恼梦，霜红一枕已沧桑。”
这是当时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。
后记：
年，傅斯年赴美国治病，回国时，夫妻二人决定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，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。
傅仁轨极为聪明，每年都拿奖学金其作文曾获得学校作文的第一名，并发表在刊物上。
他常写信给傅斯年，谈论天下大事。
傅斯年常对俞大綵说:“我们有这样圆满的家庭，这样聪明可爱的儿子，我太满足了，唯一使我不安的，就是我没有给仁轨留过一个钱。
多年后,《发现李庄》的作者岱峻曾向人打听傅仁轨的下落。
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。
傅斯年去世后，他在美国缺少管教，并未好好念书，学嬉皮士，穷愁潦倒，荒芜一生。
其母俞大綵为此后悔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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